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的风水探究
2012年10月18日
在中国最早的历史典籍中，就留有关于先民选址和规划营建聚落点以及宫宅城市的传说和史实记载，例如《诗经》中的《公刘》、《绵》、《文王有声》、《斯干》、《定之方中》；〈尚书》中的《尧典》、《禹贡》、《盘庚》、《召诰》、《洛诰》、等等，虽尚无系统的理论，但却不乏智慧萌芽的灵光，启迪着后人。所以后世学者称之为“卜宅之文”的滥觞，而历代风水家则宗之为风水理论的“经旨”。自周而迄于战国，生产力的变革发展，促成了早期城市建设的高潮。由于学术繁荣，在更丰富的史实记载之外，从昌炽的实践中应运而生，出现了先秦诸子和其它典籍中成篇阐述有关城市选址规划思想、理论和制度、方法的论著，典型如《管子》、《墨子》、《周礼》、《考工记》，等等其有关学说，奠定了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体系的基本思想和理论框架。而这些学说，历秦及汉，由于儒学势盛而文化道器分离，其被经学化而纳人正统的．多为礼制成份，典型如《考工记》之《营国制度》而更多内容，则主要在被士人视为“小数家”流的“形法”、“堪舆”即风水术中，才有进一步发展，并最终以风水理论的特殊形式，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城市建设实践，以至于遍中国的古代城市，莫不留下风水的显著印记。
《阳宅十书》说：“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地理因素，如地形地貌、地质水文、生态、气候、植被、物产、人口、交通及景观等等，是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古代城市生存发展之本。因此历来城市选址首重地理条件，迄先秦就形成基本理论框架，表现了很强的科学性，至今为学者们瞩目和称道。
第一，城市，尤其是都邑，为一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选址时要探求其适中的地理位置，这就是“择中观”。商代已有“中央”概念。卜辞中有“五方”、“中商”之说。周初卜“天下之中”而作洛邑成周，见载《尚书》、《逸周书》及出土金文，记述“择中”的观念更为明确。至《管子》、《荀子》、《吕氏春秋》等，有了更进一步的阐释，并在儒家那里臻于礼制化，《荀子·大略篇》说：“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即为典型观照。在此基础上，还形成了《禹贡》中的“五服”制度、《周礼》中的“九服”制度等。
第二，度地卜食，体国经野。土地是否肥饶、宽广，是古代城市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诗经》中《公刘》、《绵》诸章记述周之先民选地营邑，“于胥斯原”、“周原瞴瞴”等许多生动描绘，就反映了古人对以农立国必赖土地的重视。周初“卜食洛邑”，见载《尚书》等，东汉郑玄曾明确指出：“所卜之处，皆可长久居民，使服田相食”。这一思想，后来更臻完善，而且有了专门的“度地”、“辨土宜”之法，见载先秦诸多典籍，像《管子》、《周礼》、《吕氏春秋》等等。例如《管子·度地》度主张：“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其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更为可贵的是，从土地的承载力，古人还产生了“环境容量”的概念。如《尉缭子》：“量土地肥饶而立邑建城，以城称地，以地称人，以人称粟”；《礼记·王制》：“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管子·八观》解释说：“夫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其《中匡》则记述了古代对策：“昔者圣王之治其民也，三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为民纪”。在《周礼》中，“以土地相宅，而建国都鄙”，更系统化为“体国经野”的一系列制度，为后人注重。
第三，国必依山川。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们选择聚落基址，几乎一致为依山傍水之势，业经考古发掘材料充分证实。传说中的大禹治水方略，归纳有“宅居九隩”的模式，见载经籍。《说文解字》释“隩”为“水隈崖”，又解“隈”为“水曲”，水旁岸上有崖，高出岸平，离水近而便用，居高又无洪涝之虞；曲处，后有高岸遮蔽可御风寒而迎纳阳光，又具有较好小气候，所以为最适宜“宅居”的地方。《诗经·公刘》所载“逝彼百泉、瞻彼溥原”，“既景乃岗，相其阴阳”等等，可知选址也在负阴抱阳，依山傍水的地方。周初营成周洛邑，史籍称“攻位洛伪”，“讷”即河曲；而北依邙山、南望伊阙，众山环抱之势，更形博大。在春秋战国时城市建设高潮中，被山带河的选址思想更趋完善成熟。《管子·乘马》：“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同书《度地》还指出“乡山左右，内为落渠以写，因大川而注焉”，对修水利而备水旱也有统筹考虑。古人视充沛水源为“积于不涸之仓”，而水质也备极重视。典型如《左传》成公六年（公元前586年）载“晋人谋去故绛（离去故都绛）”，对新都选址“郇瑕氏之地”或是“新田”，就特别对两地水质作了讨论。终以郇瑕氏之地虽“沃饶而近盐国，利君乐”，但“土薄水浅，其恶易构”，“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晋景公遂从之，迁都新田，是为新绛。
第四，设险防卫。古代城市一出现，就面临军事攻战防卫问题，《淮南子·原道训》说：“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就说明了这一事实。先秦典籍论及此道不少。如《周易》说：“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管子·抠言》：“国有宝有器有用，城廓险阻，蓄藏宝也。”《荀子·疆国》：“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周礼·夏官》载“掌固”职守：“若造都邑，则治其固与其守法”，“若有山川，则因之”。事实上，“国必以山川”，除前述生态环境之利外，为设险守国之用，也是很重要的。
第五，水陆交通要冲，也是城市选址的重要地理因素。《国语·周语》述大禹“宅居九隩”并说“汨越九原”，“合通四海”，即为通治原上道路与水上交通，以车舆舟楫之利而便行旅。后人治国注重交通，既考虑军旅之需、帝王巡幸和四方人贡之利，也考虑商贾阜通货贿，“归若流水”，而使“国求给矣”。先秦典籍述说此理者，虽多属片断，却观点明确。周初营成周洛邑，选址考虑“四方入贡道里均”，就明确体现了这一思想。西汉桓宽撰《盐铁论》，载御史大夫、著名经济学家桑弘羊之说：“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凑，万物之所殖者”，不啻为先秦诸多繁华都邑交通之利的写照。（在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更对交通之利促成古代都邑形成和繁荣，作了深入分析，因此被后世学者称誉为我国最早的“经济地理名著”。）
对城市选址诸多地理因素的探究，汉及以后的风水术，在继承先秦诸多成果之外，又有更深入的发展，汲收融汇了传统哲学、科学、美学、伦理学的许多智慧，趋于体系化；也以其世俗化而深深植根于社会各层面。实际上，长期以来，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对城市，也对其他传统建筑，在选址、规划及营造实践中，起到了指导作用。(来源：新浪博客 撰文/戚珩 范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