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的科技与文化

2011年04月26日

    晋朝是一个文化开创、冲突又融合的时代。由于儒教独尊的地位被打破，使得该时期的文化走向多元发展，不断的开发新领域与新学说。当代学派除儒教外还有由本土发展的玄学、道教及由印度东传的佛教，其中道教及佛教在该期间逐渐扩展到一般人民的生活。边疆民族的南下带来草原文化，东晋结合中原文化及江南文化，之後南北双方形成文化交流或民族融合。两晋的社会问题主要围绕在世族上，世族是构成社会的统治阶层，深深影响该时期。当代文化脱离儒教影响而发展出纯哲学、纯文学、纯艺术、纯史学及新的科学技术。例如王羲之及王献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

    晋朝的学术思想，已由经学转为玄学为主。清谈则於士大夫之间广为流行。魏晋交替之际，司马氏意图夺取皇位，政治压抑，社会动汤，时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名节礼法流於虚伪或鄙视。此时世族苟且偷安，又心怀忧虑，遂以清谈代替，抛开现实，专尚理辩。儒学发展到最後已破落琐碎，著重考据而轻视义理，使得思想处於空窗期。玄学就在这些原因下，於240年-249年间发展并盛行。
　　
    玄学与道教并非同物，主要书籍为《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思想核心为「无」，玄学家认为「万物皆产生於无」。「无」无法感应[16]，但能主宰一切。玄学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并将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结为一体，提倡「名教出於自然」。该论点认为天下尊卑、上下关系本来即有，不可否认。由于要求老百姓「顺天知命」，受到当道者欢迎而大力提倡。
　
    两晋时期，宗教以佛教、道教为主，但佛教的势力较道教强盛。关於佛道冲突，江南道教附儒，玄佛合流，分成两个集团，仅清谈争辩，未涉及政治权力，与北方不同。
　　
    佛教於东汉即传入中国，当时儒教兴盛，人民安定，所以少有发展。两晋时期战乱年年，豪族欺压百姓。儒教衰落，思想空虚。以致人人厌苦、家家思乱、精神缺乏寄托。由于佛教所主张的「神不灭论」、「因果报应」及「六道轮回」抚慰人心。佛教就藉由深邃的义理，逐渐在中国盛行。但对於佛学内容陆续仍有争论。东晋後期，庾冰、桓玄与名僧慧远为沙门是否敬王者（行跪礼）发生争论。後来南朝梁范缜还提出《神灭论》及「偶然论」以反驳佛理「神不灭论」与「因果报应」。
　　
    东晋晚期时，慧远擅长儒学，力谋佛、玄、儒融合，促使佛教中国化，最後成为净土宗的祖师之一。慧远还提倡译经，与北方名僧鸠摩罗什交流译本。法显是中国首位西行求法的僧侣，他於399年自长安出发，经西域抵北天竺、狮子国及中天竺。取得梵本戒律後，414年经海路返抵建康。他与名僧大量翻译经文，并将旅途见闻写成『佛国记』，成为研究西域及印度史地的重要作品。
　　
　　道教方面，早在三国西晋时期，就出现太平道及五斗米道。後来五斗米道发展成天师道，并分成利用符水治病的符水派；信奉金丹经、房中术的金丹派；主张无为自然，似道家的清静派。东晋初期，道教的架构、章法尚未形成，直到东晋中期发生改革，才形成组织化的宗教体制。当时北方道教注重功德及道规，南方则注重经法及义理。受到佛教散播的刺激，道教加速吸取儒玄思想，丰富本身理论。炼丹术盛行，深化相关理论。
　
    文学方面，两晋文学脱离经学的束缚而独立，走向自由及多元化的发展。这是因为：魏晋的儒家精神衰微、才能重於德行，士大夫虚无荒诞；政治黑暗，士大夫备受压抑；玄佛道盛行，译经发达。在这些背景下，该时期作品的内容写实，重视技巧。因受汉赋影响，出现了骈体文，字数上四下六字，讲究辞藻华丽、雕琢字句、声律藻饰，多用对偶、典故，主要文章有赋、论及简牍，至南北朝时期达到极盛。骈文带来声韵研究，後由南朝梁的沈约定出四声。小说方面，如张华《博物志》、甘宝《搜神记》及葛洪的《神仙传》。该时期的史书多为民间著作，或出现多个版本，例如陈寿的《三国志》及范晔的《後汉书》。
　　
　　西晋时期，社会繁荣豪奢，文学走向雕琢美化。此时期的作品大都清丽流畅，繁简适中。著名的有左思的《三都赋》、潘岳的〈悼亡诗〉、陆机的《文赋》等。西晋的诗受曹魏「建安体」的影响，但渐渐讲究对偶及声韵。有名诗人有张载、张协、张元、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
　　
    东晋时期，简牍之类文章，以王羲之的〈与谢安书〉，风格高超，闻名千里。其中〈兰亭集序〉提及人生哀乐相随的感叹，颇能代表当时士大夫的价值观。赋以玄言赋最多，多与清谈内容有关，例如孙悼的〈游天台赋〉、郭璞的〈江赋〉。郭璞尚注释《尔雅》、《山海经》及《穆天子传》等。他的《游仙诗》更是魏晋游仙文学的代表，诗风绝逸。该诗内容叙述脱离尘世的悠游感，实际上是反写对现实的不满。东晋後期以陶渊明甚具特色，其擅长描述田园生活，风格清新朴实，提升古体诗内涵，表现出高远纯洁的情操。其作品〈桃花源记〉寓意追求一个可供逃避乱世的和谐世界，富有哲理。其诗歌、散文及辞赋广泛影响後世名家如王维、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陆游等人。
　　
    此外，著名的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背景也发生在东晋时代。

　　由于两晋世族生活优越，产生许多优秀的艺术家。清谈带来逻辑思辩的发展，以及老庄的自然观，使艺术蓬勃发展。绘画等艺术脱离儒教後走向自由探索，逐渐发展成纯艺术。佛教的推广，寺院及佛像大量出现，带动艺术创作。佛经、佛门故事的传入也拓展艺术的想像空间。到南北朝时艺术更兴盛，南方以绘画为主，北方以雕刻塑像为主。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期间，由于边疆民族内迁、北方人群的南下，造成文化大交流及融合。由于儒学一统的局面打破以及玄道佛的兴起，使得学术研究朝向多元化。各国为了生存或战争，多少推行一些改革措施以确保某些地区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这些都使得科学技术大幅提升。道家对中国科技史亦带来贡献，其外丹、内丹修炼包含多种科学。外丹包括了黄白，也就是炼金术。以炉鼎烧练铅汞来提炼丹药。丹药有些有毒，但有些有功效。内丹则以人体为炉、人的精气为材料、以神为运用来烧练成「圣胎」。它的修炼方法涵盖养生学及气功。
　
    两晋有名的科学家有魏晋时期的数学家刘徽、西晋的地理学家斐秀、东晋的炼丹学及医学家葛洪。刘徽著《重差》（後称《海岛算经》）、为《九章》作注，加入自己的心得，使其容易了解。《九章算术》代表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确立中国数学以计算为中心。斐秀任地官，为地图学家。他收集史料，研究地图，完成《禹贡地域图》；科学的描绘出当时山脉水文的分布及行政区划。他总结前人绘图方法，提出制图六体的方法：分率（比例大小）、准望（物体方位）、道里（道路距离）、高下、方邪及迂真（此三项代表地形起伏所带来的误差）。葛洪先後完成《抱朴子》（内外篇）、《金匮药方》及《肘後备急方》。其中《抱朴子内篇》是中国史上重要的炼丹经典，於《金丹》、《仙药》及《黄白》中包含许多化学、生物学及矿物学的知识。葛洪也是伟大的医学家，他将《金匮药方》缩编为《肘後备急方》，类似今日的急救手册，在当时十分实用。《肘後备急方》也是最早记载结核病、天花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