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对峙的三国时代
2011年04月24日
三国（公元220年～280年，另有184年、190年或208年起始说）是中国历史上东汉与西晋之间的分裂对峙时期，有曹魏（魏国）、蜀汉（蜀国）、东吴（吴国）三个政权。三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各具特色，充满生机。
184年黄巾起义后，东汉开始失去政权实体，群雄割据纷争，东汉名存实亡。经历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角逐，形成了以曹操、刘备和孙权为首的三大力量，三足鼎立。220年，曹丕废汉献帝，在洛阳称帝建魏，东汉灭亡。此后刘备、孙权先后称帝做王，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正式形成。当时，曹魏实力最为强大，在政治、经济上实行了九品中正制、屯田制等重要制度。诸葛亮平定南中和五次北伐之举，为蜀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吴国卫温率部出使台湾，则开创了海峡两岸交往的先河。
263年，蜀国被曹魏所灭。266年，司马懿孙司马炎废魏称帝，建立晋朝，史称西晋。280年，西晋晋武帝灭东吴，统一南北，三国时期结束。
三国时期由于群雄逐鹿，征战年年，经济发展受到了影响。曹操迎献帝于许昌后，以“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为方针，在许昌附近实行屯田。结果“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因此，操设置田官于各州郡内，招募流民屯田，把屯田制加以推广，以改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所做成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境况。正因屯田制之成功，地方变成“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正因采取屯田措施，使北方的社会转向稳定，终达至“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
蜀自古以来已有天府之国的美名，汉高祖能得天下亦靠此地物质丰厚为根本。 东汉末年，刘焉父子先后担任益州牧，用以宽制宽之政策以治蜀，逐引致豪强垄断土地及山泽资源，因而减低税收。 自刘备占领益州后，诸葛亮及法正一改以往弊政，打击豪强，并曾采用闭关息民，务农殖谷。又在都江堰设堰官，管理农田水利工程，并推行屯田，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此外。亮及法正对冶铁、煮盐、织绵等重要手工业，实行公营，并设立专职官员加强管理。以上一连串措施，使国家税收大大增加，奠定了三足鼎立的条件。 后来关羽失荆州，备讨伐吴败亡，使蜀面临崩溃边沿，故亮在经济方面扩大手工业官营范围，提高蜀绵生产量，以助加快恢复国力之步伐。
中原地方连年征战，地方残破，北方人民携家渡江以避难。 北方难民不乏富商大贾，他们由北方走难到江南同时，带备了生产技术与文化，为当时贫困的江南带来新血。 原本吴农耕技术十分落后，尚未懂得牛耕。及后生产技术注入，农业生产技术逐渐提高，人口亦因此渐渐增加，一改以往地广人稀的境况。孙氏三代：孙坚、孙策、孙权之统治领地渐大，军队亦因此变得庞大，故此粮草军需耗费成为国家支出中的一大部分，为减轻负担，逐实行屯田制，并设置典农校尉和典农都尉。屯田制有分兵屯及民屯。兵屯下之耕者为佃兵，民屯下之耕者为屯田客。吴位于长江流域以下，故亦注意兴修水利，以利用水力资源和作军事防备。
汉晋之际的学术思想发生剧烈的变动，主要受传统思想的变化与政治斗争有关，前者成份居大。由尚交游、重品藻，反动而变为循名责实，归于申韩。因尚名务虚伪反动而为自然、率直，归于老庄。
由于东汉晚期政治败坏，局势混乱。曹操与诸葛亮采用名家或法家的思想来恢复社会秩序。曹操提倡信赏必罚，主张法治。提出“用人唯才”的观念打破以门第或名教的标准。诸葛亮也提倡法治观念，入蜀后修明法制，执法公平。提出“治国之要，务在举贤”的主张以任才适用。他也重视军法，如街亭之战马谡违反军令而被斩，他也自贬三等。汉末魏初的名法思想为此后魏晋玄学思潮提供了基础，使名士基于政治黑暗将焦点由名法的具体问题转向玄学的抽象思辨。
经学方面，汉末郑玄之经学已甚受推崇。然而在魏晋之世，王肃继承父学而注经，其对经学的见解与郑玄不同，遂有郑、王两派互相驳难。曹魏末年，司马氏篡魏为晋。当时政治黑暗，知识份子之思想趋向反动、消沉而无出路。倾向曹氏者多是失势士子，采取清谈方式批评政治，主张自然。倾向司马氏者，则主张维持名教，使儒家作风渐起分化。因王肃为晋武帝外孙，遂被立为官学，一时黜郑申王，使王学成为宗主。
魏晋时期最突出的思想为玄学。其基本教义为《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玄学家好谈玄理，不谈俗事，称为清谈，流行于魏晋时期。在240年－248年的酝酿期，以何晏和王弼为代表。玄学家认为一件事情需要理解其背后原理的“本”方能了解平常所见的表象“末”，进而提倡“以本统末”的理论。又视“本”为“道”，类比为没有形体的“无”（原理、趋势），视“末”为实际现象的“有”，并认为“万物皆产生于无”。之后到司马炎篡魏建晋为止。以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为代表，他们把焦点由思想理论转移到人生问题上。当时政治黑暗，司马氏压抑士大夫，并以崇尚名教自饰。阮籍及嵇康等人遂主张儒教的礼法压抑人性且虚伪，强调人性的解放与自然真诚。他们带头实现这个理论，形成一股解放个性的风气。到了西晋之后，清谈之风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权的达官显要也大谈玄理，呈现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权贵。斐頠对“自然”提出修正，主张“崇有论”，以矫“虚诞之弊”。郭象进一步证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学发展至此已臻终结。
三国文学中以曹魏文学最盛，分为前期的建安文学及后期正始文学，其中建安文学反对靡弱诗风，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或“汉魏风骨”。这是因为自曹操等人热爱文学，各地文士纷纷吸附。建安文学代表人物为“三曹”及“建安七子”。其他的文学家还有邯郸淳、蔡琰、繁钦、路粹、丁仪、杨修、荀纬等。曹操具有沉雄豪迈的气概，古朴苍凉的风格，著有〈短歌行〉、〈步出夏门行〉、〈让县自明本志令〉等文。曹丕及曹植才华洋溢，曹丕著有文学评论《典论》，导致文学开始自觉发展。曹植具浪漫气质，著有〈洛神赋〉等文。建安七子与蔡琰、杨修等人关心现实，面向人生。他们的作品反映了汉末以来的社会变故和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例如蔡琰的〈胡笳十八拍〉。
正始文学时期，由于当时政治形势受司马氏操控，文人备受压抑，难以直接面对现实。当代的作家有竹林七贤及何晏、夏侯玄、王弼等“正始名士”。正始作家大都通老庄，好玄学，对于社会现实，不如建安作家那样执着，持比较冲淡的态度。嵇康的散文和阮籍的〈咏怀诗〉尚继承“建安风骨”，敢于面对司马氏政权，其文学都有鲜明的特色。《文心雕龙》提到“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说明了阮籍和嵇康皆为正始文学的代表诗人。
孙吴作家有张纮、薛综、华核、韦昭等。张纮为孙权长史，与建安七子中的孔融、陈琳等友善。薛综为江东名儒，居孙权太子师傅之位。华核则是孙吴末年作家。蜀汉作家有诸葛亮、郤正、秦宓、陈寿等。诸葛亮作为一代政治家，他的作品有〈出师表〉等。其文彩虽不如他人艳丽，然而内容浅易，情意真切，感人肺腑，表露出他北伐的决心。秦宓所写的五言诗〈远游〉，是蜀汉流传下来唯一可靠的诗篇。蜀中亦多有学者为书作注的人，如：许慈、孟光、尹默、李撰等，蜀汉后期有谯周、郤正都醉心于文学，谯周更写下了《仇国论》讨论过度征战的缺点，及郤正以依照先代的儒士，借文表达意见的〈释讥〉。东汉末年亦有研究纤图、术数的学者，如：任安、周舒，之后出现了周群、杜琼等人。
三国时期有名的史学家有王沈、鱼豢 、韦昭及陈寿。王沈的《魏书》被史学家刘知几评为“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这跟他亲附司马氏势力，打压魏帝曹髦有关，故该书的参考价值也相对较低。韦昭善写史，著有〈吴鼓吹曲十二曲〉，内容为整部孙吴发展史，与缪袭的〈魏鼓吹曲十二曲〉南北相对。他又著有《吴书》55卷等。陈寿编写的《三国志》为“前四史”之一。他参考《吴书》及鱼豢撰写的《魏略》等资料，采三国并述的方式，创新纪传体史书的写作模式。虽仍有不足之处，但实是研究三国历史不可或缺的史籍之一。
本时期为佛教与道教的发展时期。由于天灾人祸不断，人民纷纷寻求宗教慰藉心灵，使得能够逐渐发展。南中诸夷族的原始宗教，具有很浓厚的巫风。其性质是神话崇拜，具有多神、崇拜自然的特点。在西南地区有长远的历史，形成早期的原始宗教。
东汉民间流行黄老之学，张角建立的太平道和张道陵建立的五斗米道，都是道教的雏型，到西晋时则称为天师道。张角的太平道，在道术方面较重“守一”。以《太平经》为主要经典，又称《太平青领书》。内容庞杂，“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其社会思想既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部分，也有呼吁公平、同情贫苦人民的部分。张角拥有广大教众后，于东汉末期率其弟张梁、张宝与部属张曼成发起“黄巾之乱”，最后被东汉朝廷击败而渐渐式微。张道陵于汉顺帝时入四川鹤鸣山，造作符书，创建五斗米道。该教可能是黄老之学与当地宗教的融合，符文大多源至巴蜀巫术。五斗米道与太平道教理教义基本相同，事奉黄老之学。张鲁使教内“祭酒”诵习《老子五千文》，《道德经》成为主要经典之一。《老子想尔注》反映早期道教对《老子五千文》的解释。经其子张衡（道教）、其孙张鲁的传播，流行于四川与汉中一带。张鲁投降曹操后，五斗米道由巴、汉流传到江南一带。
佛教早在东汉初期即传入中国，但当时儒学兴盛，发展不大，至三国后方有发展。当时大乘佛教受贵霜帝国影响而传播四周。西域受其影响，于阗、龟兹等地佛教兴盛。之后又有天竺昙柯迦罗、安息昙谛和康居康僧铠等僧侣到洛阳翻译经典，将大乘佛教传至中国。昙柯迦罗推广戒律，这是中国僧侣有戒律受戒之始，后世以其为律宗的始祖。昙谛所译的《昙无德（法藏）羯磨》受朱士行等人戒守，一般以此为中国僧侣出家之始。由于当时经文翻译未善，朱士行为求原经研读，于260年自雍州出发至于阗，成为首位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侣。他写得《大品般若》的梵本，后由弟子于282年送回洛阳，最后由竺叔兰译成《放光般若经》。发展方面，在东汉末期笮融曾于江东大兴佛寺。三国时期的佛教重镇，北方以洛阳为主，南方则为建业。曹魏魏明帝大兴佛寺，曹植也喜读佛经，并创作梵呗。孙吴方面，当支谦、康僧会先后入吴，受孙权推崇并支持发展。孙皓称帝时，本要毁坏佛寺，因康僧会说法感化，终而放弃。在蜀汉，佛教不是很兴盛，规模不大。
三国在艺术方面，孙吴有很多擅长各种艺术的名士，时人称为吴国八绝。有吴范、刘惇、赵达、严武、皇象、曹不兴、宋寿和郑妪等人。例如严武擅下围棋，同辈中无人能胜，有“棋圣”之称。至于曹不兴则擅绘画、皇象则擅书法。东汉末期动乱不堪，许多画作被破坏或遗失，造成损失。佛教的发展，开始出现以佛教为题材的绘画。三国时期的绘画，因政治动荡、社会混乱而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就。三国之前，绘画主要属于“百工之苑”的技术性职业，尚未艺术化，在本时期开始出现现实题材的内容，亦是由礼教宣传过祖”，作品有《维摩诘图》、《释迦牟尼说法图》等等。他曾把五十尺绢连在一起，画一人像，心明手快，渡到宗教宣传的时期。画家也由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转移到长江流域。当时有名的画家有曹不兴、吴王赵夫人，其他擅长绘画的有桓范、杨修、魏帝曹髦、诸葛瞻等人。孙吴曹不兴，擅长写生与绘佛画，被誉为“佛画之运笔而成。其作品富有立体感，世人有“曹衣出水”之称，号“曹家样”。孙吴吴王赵夫人，吴丞相赵远之妹，善于书法山水绘画，时人誉为“针绝”。她为孙权绘各国山川地形图，实开山水画之首。汉末杨修相传有《西京图》等画。曹魏桓范擅长丹青，魏帝曹髦绘画人物史实。蜀汉诸葛瞻亦工书画。
书法艺术兴起于东汉末期。从三国到西晋，隶书仍是官方通行的书体，当时的碑刻大都用隶书写成。曹魏碑文书体方正、气度庄严，少有生趣。孙吴的著名碑刻有《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谷朗碑》等。其中《天发神谶碑》以圆驭方，势险局宽，气势雄伟奇恣。本时期主要的书法家有张芝、张昶、韦诞、钟繇及皇象等人。张芝擅章草，并创新出今草。出名的作品有《冠军帖》、《今欲归帖》等。张昶为张芝季弟，擅长章草与隶书。韦诞总结书法经验，著有《笔经》。其中“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正是他的名言。钟繇《宣示表》、《荐季直表》等作品为楷书经典之作。皇象擅小篆、隶书，尤精章草。流传作品有《急就章》、《文武将队帖》及《天发神谶碑》等。
在科技方面，这个时期马钧擅长机械应用，提升生产量，制作出水转百戏和失传的指南车，荣获“天下之名巧”的美誉。他改良汉代的织绫机，使织出花纹具立体感，能与蜀锦相媲美。改良汉末毕岚的龙骨车，发明出龙骨水车来灌溉较高位的农田。现在部份梯田仍在使用。他还将发石车改造成轮转式发石车，提升抛击量与速度。
诸葛亮为了方便在山地栈道运输，发明“木牛流马”。其构造历代文献有异，学者一般认定为独轮车及四轮车，目前未有确实答案。他发明可以连续发射十箭的连弩，又称“元戎”。另外，据说源自诸葛亮设计，用于传递信号的孔明灯，被公认为热气球的始祖；据《事物纪原》载，诸葛亮也最早制造出长枪的原形，长枪最后渐渐取代了长矛。
刘徽为数学家，他自幼对数学有兴趣，学习中国古代数学的重典《九章算术》。年长后于曹魏景元四年（263年）著有《九章算术注》，借由自己的注解，使其容易了解。之后刘徽又著作《九章算术注》的第十卷，即《重差》（后称《海岛算经》），这使中国测量学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医学方面，有名的有华佗、张仲景和皇甫谧。华佗医术精湛，擅长外科手术。他与董奉、张仲景被史书称为“建安三神医”。不过关于他医术传奇的部份，史学家陈寅恪认为应该源自印度的佛教传说。然而，他可能是最早使用麻醉剂“麻沸散”进行外科手术的医者。张仲景鉴于当代动乱频繁，疫病流行，致力研究疾病，参考各家书籍写出《伤寒杂病论》。该书集两汉医经、经方二派的大成，是中医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具备的经典，喻嘉言称此书：“为众方之宗、群方之祖”。后世奉其为“医圣”。皇甫谧自幼家频，学习废寝忘食，淡于名利而不愿任官。他对针灸深入研究，将晋代之前各种经脉理论与针灸方法整理成《针灸甲乙经》，该书成为后世针灸学的范典。他还著有《寒食散论》，魏晋之后服食寒食散逐渐的流行起来。
天文学方面，有先后担任孙吴与西晋太史令的陈卓。他收集各派资讯，完善中国星官体制，并绘制星图，为后世所沿用。裴秀的“制图六体”在中国地图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蒲元擅长锻链铁器，他在斜谷（今陕西省眉县西南）为诸葛亮制刀。其刀能劈开装满铁珠的竹筒，誉为神刀。由于孙吴位于江南地区，水路发达，造船技术发达。其战船有的上下五层，有的还能容纳士兵三千人。蜀汉盛产井盐，利用当地的天然气来煮盐，提升了产能。
三国时代人才辈出，后世常追思当时风云人物。在唐宋诗词中出现大量三国内容。元明清时期，三国事迹更加深入人心，成为戏剧和民间艺术文学常见话题。晋代陈寿所作史书《三国志》，后经裴松之注引，颇有参考价值。明代罗贯中以三国历史为蓝本，编撰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成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其丰富多彩的历史内涵也流传到世界各地。直到今天，三国的著名人物、事件仍是耳熟能详，成为电视、电影或游戏题材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