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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西方学习的榜样

2011年08月19日

明朝历代皇帝

    明朝(公元1368年~1644年,一说亡于1683年)是中国历史上承元朝、下启清朝的朝代,是以汉族为主推翻蒙古族统治者而建立起来的汉族复兴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君主制王朝。
    元末的统治日益残暴黑暗,最终爆发了农民红巾军起义。1353年朱元璋参加了当时的濠州大帅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分支,经过多年的南征北战,1364年,朱元璋自称吴王独霸一方,史称西吴政权。1368年,朱元璋称帝,以应天府(南京)为京师,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建立了明朝,朱元璋即为明太祖。不久他又命徐达、常遇春等北伐,攻占大都(北京),蒙元统治者首领北逃,结束了在中原98年的统治,中国再次回归到汉族建立的王朝——明朝统治中。   
    明朝初年国力强盛,经洪武、建文、永乐三朝励精图治,至明宣宗的近百年间,明朝北进蒙古高原,南征安南,伐锡兰,羁縻马来诸岛族。明初天下大治,洪武之治、永乐盛世、仁宣之治一个接一个,一派盛世景象。
    至明英宗幼年即位时,朝中有“三杨”杨溥、杨士奇、杨荣主持政局,“海内清平,万邦来朝”。1442年后,宦官王振开始擅权,1449年发生震惊天下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的弟弟景泰帝果断任用于谦击败瓦剌,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后又经历景泰、天顺两朝的经营恢复,国力有所回升,到明朝中叶孝宗时期再次大治,此时政治清明,民生安康,对外复立哈密等卫,历史上称为“弘治中兴”。   
    至嘉靖初期时重新推行新政,政治及国力一度有所恢复,但因嘉靖末年,君臣矛盾突出,社会各种矛盾萌发,倭寇闹事,鞑靼常犯边境,国力再次出现中衰。至隆庆年间徐阶,高拱等人推行新政,罢海禁,册封鞑靼俺答汗等人,史称隆庆新政。到万历朝,在内阁首辅张居正的辅政之下实行改革,再度中兴。此时海内清平,又先后平定甘肃,贵州叛乱,并援救朝鲜击败侵朝日军,史称万历中兴。万历年间,经济繁荣,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万历朝中期始,皇帝怠政,官员更加腐化,地主阶级疯狂搜刮民脂民膏,导致江南民变的发生。万历末年,关外建州女真努尔哈赤起兵,明朝开始走向衰亡。天启年间,魏忠贤宦官集团的专政加快了这一进程的发展。至崇祯年间,当时连年灾荒,明廷因财政破产,无力镇抚,人民纷纷揭竿而起,后金的军队也突破长城防线,五入关内。崇祯十六年(1643年),京城闹“黑死病”,大批官民染病死去,次年春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克北京,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帝在煤山(今景山)自缢殉国,时年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在全国统治性的政权结束。同年吴三桂引领清军入关。   
    在南方,一些明朝大臣拥立明朝宗室建立几个政权,史称南明。1662年,吴三桂将南明永历帝绞杀于云南昆明。台湾郑氏政权继续沿用永历年号,1683年清朝派汉人降将施琅进攻台湾,郑克塽投降,监国宁靖王朱术桂自杀殉国,明朝残余势力覆灭。
    明代的中国,在伏尔泰眼中是西方学习的榜样。那时的皇帝似乎不很勤政,但良好的体制和各级官僚很好地维持着帝国的运转,趋近成熟的内阁制度,已经具备英国式民主雏形,即使皇帝和朝堂有乱象,天下依旧太平。明朝经济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属于发达阶段,后世计当时朝廷税收,明朝的经济规模世界第一。明末传教士利玛窦对那时的明朝社会有过这样描述:“这里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十章)
  明朝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纺织,瓷器,印刷等轻工业,在世界都享有盛誉。明朝以较短的时间完成了宋朝手工业从官营到私营的演变,迄至明朝后期,除了盐业等少数几个行业还在实行以商人为主体的盐引制外,一些手工业都摆脱了官府的控制,成为民间手工业。
    明代中后期,农产品呈现粮食生产的专业化、商业化趋势。江南广东一大片原来产粮区由于大半甚至八九成都用来生产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而成为粮食进口区,其它一些地方则靠供给粮食成为商品粮食出口区。长江三角洲一带是当时桑、棉经济作物和手工业最发达的地步,常思患粮食不足,须由湖北,江西,安徽运入,所谓“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栗”。一般粮食作物的种植,主要有稻、麦、粟、梁、黍、菽等多种谷类    
    晚明时中国民间私营经济力量远比同期西方强大,当英国商人手工场业主拥有几万英镑已算巨富时,明朝民间商人和资本家动用几百万两的银子进行贸易和生产已经是很寻常,郑芝龙海上贸易集团的经济实力达到每年收入数千万两白银,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与之相抗衡。   
    在商业都市的发展规模、人口城市化状况和市场化程度方面:16世纪的欧洲城市规模较小,1519年至1558年时期,拥有2万至3万人口即可称为“大城市”。从城市规模和人口比例看,晚明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反倒稍高一些。据伊懋可的数据,中国城市人口在明朝末年占到总人口的6%至7.5%。据曹树基的估计,1630年时中国城市化率已达到8%。
    不少土地主缙绅也逐步将资金投向工商业,“富者缩资而趋末”,以徽商、晋商、闽商、粤商等为名号的商帮亦逐渐形成,并在一定地区和行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农业人口转为工商业者的数量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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