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式地梦圆“飞天”

　　1992年11月，60岁的王永志被中央专委正式任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花甲之年也是他生命中的丰收年：他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宇航科学院外籍院士。然而，刚走马上任的王永志日子并不好过。载人航天工程是国字号的重点工程，庞大复杂，盘根错节，千头万绪，各种问题如一座座山头般堆放在面前。尽管中国当时已掌握了大推力火箭和返回式卫星技术，但要在国内设计和制造水平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几乎是从零起步，要做出一艘能够跨越国际40年发展历程的载人飞船。

　　王永志作为技术总负责人，一开始就瞄准了国际上最先进的载人飞船。他说，“前苏联和美国在研制载人飞船时，都经历了体积由小到大、乘员从单人到多人、结构由单舱到多舱的发展历程。

    我们的飞船一起步就提出要搞三舱方案，刚开始我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觉得三舱不如两舱简单、保险。当时要大家统一思想的确挺难。”

　　在王永志的坚持下，我国自行研制的“神舟”号飞船，由推进舱、返回舱、轨道舱和附加段构成。返回舱返回后，同国外废弃轨道舱的做法不同，飞船的轨道舱可留在轨道上，继续进行空间科学探测和技术试验。“我们的飞船一起步，就要让它和后面的工程一步一步衔接起来。我们迈出左脚，不仅是为了向前跨进一步，同时也为迈出右脚找到支点。”王永志作为总设计师，处处体现出总体和大局的意识。王永志的同行评价他：“王永志作为总设计师，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在总体技术方案制定、提出对各系统技术要求、关键技术攻关、重大问题处理等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国外曾有人说我国飞船照搬了他们的东西。而当王永志在莫斯科介绍完中国载人航天的特色和技术特点后，“联盟”号飞船的总设计师米申院士情不自禁地大声说：“中国飞船不是‘联盟’号，中国飞船就是中国飞船！”

　　“千里马”与“伯乐”感谢师恩

　　从电视上目睹了“神舟”五号升空时的壮丽画面后，王永志当年的老师、92岁的刘汉甲和81岁的钱永耀老人都兴冲冲地抓起了电话，为学生取得的辉煌成就道贺；做学生的泪眼潸然，感念着恩师的谆谆教导。

　　说起自己在事业上的成功，王永志更不会忘记恩师－－我国航天科技的奠基人钱学森。2009年10月31日，当77岁的王永志匆匆赶到301医院时，98岁的钱学森已停止了呼吸。王永志眼含泪光说：“我能够走上航天之路，并取得今天的成就，与钱老的谆谆教诲、无私提携密不可分”，“钱老冲破重重阻挠、毅然返回祖国的壮举，激励了众多象自己一样的年轻学子投身祖国的航天事业”。1961年，王永志进入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一直在首任院长钱学森的领导下工作。钱学森很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常挤出时间给大家开讲座、作报告。他眼界高远，知识面宽，每次聆听都让大家受益匪浅。

    而真正让钱学森记住王永志则是在1964年6月。当时王永志第一次到发射场参与发射中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火箭任务。在计算推力时发现射程不够，大家考虑多加一点推进剂，但燃料贮箱已达极限。王永志建议卸出一些燃料。对他的意见，没人赞同。王永志鼓起勇气找到了钱学森。钱老听后觉得有道理，果断采纳，结果连打三发都全部进入了目标区。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这一年王永志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这一年，中国的航天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开始研制中国的第二代战略火箭。有一天，钱学森和国防科委、七机部的领导来到火箭技术研究院视察，钱学森在会上发言：“第二代战略火箭应该让第二代人挂帅，我建议这个新型号让王永志担任总设计师”。

　　事隔多年之后，当国防科工委领导就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问题征求钱学森意见时，钱学森坦诚地说：王永志有许多过人之处，思维常常与众不同，有自己的见解，年轻时就崭露头角，由他担当比较合适。

　　“这是全体航天人的荣誉，我是代表他们来领这个奖的”

　　2004年2月20日，王永志荣获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当他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奖励证书和500万元大奖（其中450万元为科研经费）时，人民大会堂内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此时，年过七旬的王永志谦逊地说：“这是全体航天人的荣誉，我是代表他们来领这个奖的”。　

　　2010年1月30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发布68448号小行星通报，将永久编号为46669的小行星命名为“王永志星”。面对诸多荣誉，王永志常说的不是“我很幸运”，而是“我们很幸运”。在他看来，中国航天事业今天的成功是几代航天人共同努力的成果，“神舟五号”载人航天飞船也是中国上万科研工作者十几年共同奋斗完成的。“基础是原来就有的，荣誉应该属于这个队伍，而我只不过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王永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