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时期的灭佛与兴佛

2011年09月05日

    “盛世信皇帝，乱世信神仙”。南北朝动荡数百年，那个时代的宗教热情空前高涨。佛教自东汉初年进入洛阳后，逐渐在中国传播，但发展并不快，进入南北朝时期，在纷飞的战火中，佛教开始飞速发展。

    拓跋鲜卑进入中原较晚，接触佛教亦较晚。这个当时最有活力的民族，既曾大力灭佛，也曾大举兴佛。不管灭佛还是兴佛，用力之猛，力道之大，在历史上少有与其匹敌的。

    中国历史上“三武一宗”四度灭佛，第一个就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这次灭佛持续时间最长，手段最为严酷。

    拓跋鲜卑原本信仰萨满教。这是一种原始宗教，信奉“万物有灵”，为草原民族普遍信仰。随着步步南迁，日益深入中原后，拓跋鲜卑开始接触佛教和道教，表现出一定的兴趣和尊重，道武帝拓跋珪“好黄老，颇览佛经”，“经略燕赵, 所迳郡国佛寺，见沙门、道士，皆致精敬，禁军旅无有所犯”。

    随后，拓跋珪和他的儿子拓跋嗣，先后征召高僧，在平城（今大同）兴建了一些佛寺，并“令沙门敷导民俗”。北魏皇帝的意图很明显，他们不只是在引入一种宗教，更是在吸纳宗教中包含的众多文化因素。这种意图，使佛教向民间渗透，拓跋鲜卑的宗教信仰开始转变。后来佛教渐成北魏主流信仰，皇帝多次下令禁绝萨满教，这种转变意义非凡，由于信仰与汉人相同，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减少了阻力。有学者认为，如果没有信仰的转变，鲜卑人汉化几乎不可能。

    不过，佛教在北魏的传播过程很曲折。从拓跋珪到拓跋焘，对道教更感兴趣，“皆好黄老”，对佛教并无深入了解，很可能当做一种道术来看待。这种取向，最终导致一场破击北魏全境的灭佛运动。

    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卢水胡人盖吴在杏城（今陕西黄陵）聚众反魏，有众十余万人。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去镇压，在长安一寺院歇马时，偶然发现寺中藏有大量兵器，怀疑僧人与盖吴通谋，下令搜查，查出大量官民寄放的钱财以及和尚与豪门贵妇偷情的密室。太武帝大为震怒，下令诛杀全寺僧众。

    此时，极力反对佛教的大臣崔浩趁机劝帝灭佛，于是太武帝下诏诛杀长安沙门，“焚破佛像”，随即令各地“一依长安行事”。一时之间，举国风声鹤唳。

    此时佛教影响已深入北魏上层，拓跋焘的太子拓跋晃笃信佛教，竭力延缓诏令，使众多僧人有时间逃匿。即便如此，北魏佛教也遭到重创。

    历史上诸次灭佛，都是“人亡政息”，下令灭佛的皇帝去世后，灭佛运动即告中止。拓跋焘去世时，拓跋晃已先他而去，但接班的文成帝对佛教十分重视，“天下承风, 朝不及夕, 往时所毁图寺, 仍还修矣。佛像经论, 皆复得显”。此即所谓“太武灭佛”、“文成复法”。

    文成帝在位期间，任用高僧昙曜大举开凿云冈石窟，“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日新眺”，伴随一座座高大奇伟的佛像出现在世人面前，佛教信仰日渐深入人心，从此，北魏人把无限的热情投入到佛教造像之中。

    献文帝拓跋弘（即孝文帝拓跋宏之父）“敦信尤深, 览诸经论”，实行崇佛政策，在他和冯太后的影响下，孝文帝自幼信奉佛法，亲政之后，他深研佛教义理，与高僧交往密切，在平城和洛阳兴造佛寺，招揽高僧，全面制定僧制，促进佛教有序传播，使平城和洛阳先后成为佛教中心。

    迁都洛阳时，“代都（指平城）僧徒与都俱迁”，其中有一位著名的印度和尚，叫做跋陀（即佛陀），此人“有道业，深为高祖（即孝文帝）所敬信”。

    跋陀“性爱幽栖”，嫌洛阳太吵闹，“屡往嵩岳，高谢人世”，于是孝文帝下令在少室山为他建造了一座寺庙，因位于少室山下密林中，名之为“少林”，此即今天的少林寺。

    孝文帝另一开创，是下令在伊阙开凿古阳洞，后来北魏皇帝、大臣在这里大举开山造像，是为龙门石窟。（姚伟）